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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外国新闻记者在重庆的活动

陈云阁

  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  2016-02-19     【字号 打印 关闭

美国驻渝新闻处所在地美国大使馆旧址

英国驻渝新闻处所在地鹅岭礼园

史沫特莱

斯特朗

爱泼斯坦

白修德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在淞沪登陆,向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京沪地区大举进攻,中国对日抗战全面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受到严重威胁,向西撤退至武汉,不到一年,武汉外围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为策安全,又从武汉撤至重庆,并以此为战时首都,作持久抗战的应有准备。英、美、法、苏、德等国各大国际通讯社和主要报刊,原先派驻南京的新闻办事机构和新闻记者,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德国海通社的艾格劳、陈云阁,德新社的谷林弗,后为沈克、姜本恭,美国《纽约时报》的窦奠安等都跟着南京政府一迁再迁到了重庆。海通社从汉口西撤较早,是1938年8月中旬德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德国大使陶德曼奉召回国后,柏林海通总社通知艾格劳率领汉口分社三个主要工作人员乘英国怡和轮船上驶来到重庆。在此之前,重庆尚无常驻外国记者。

        海通社迁渝也无先期准备。我们初到,先在香水顺城街希腊人巴巴达专为外籍行旅安排食宿的客栈租了三间客房,作为临时办公和安置抄报台地点,并和国民党中央社重庆分社取得联系。不几天,重庆报界为纪念全国第三届“九一”新闻记者节,正式邀请艾格劳和陈云阁参加纪念会。当时重庆报界的中心人物是《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他曾到汉口请托陈云阁为《新蜀报》拍发过新闻电讯,建立起私入友谊和业务联系。因此他在这次纪念会上对艾格劳这位先到重庆的外国同行和陈云阁的新闻经历作了介绍,表示欢迎,并请艾格劳即席讲话,由陈翻译。艾说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像重庆这样山水环绕,气势雄伟的山城,尚不多见。海通社是国际主要通讯机构之一,它以柏林为中心,用多种语文向世界各地播发它所采集的国际消息,它重视时效与新闻职业道德。此来能与山城同行见面,各就彼此最关心的时事问题,沟通信息,极感快慰,希望诸位不吝指教并惠赐协助。会后,周钦岳还以朋友身份设便宴招待我们和该报主要编采人员漫谈,尽欢而散。据说这还是重庆新闻界和外国记者正式接触联欢的创举。

        随后海通社通过德国领事馆的介绍,在公园路后街德国医师毕希德诊所楼上分租到几间楼房,作为正式建立重庆分社和艾格劳食宿地点,并与中央社迁渝工作组和由董显光用中宣部副部长名义直接领导指挥的国际宣传处恢复了业务联系。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和《纽约时报》记者等在汉口的原班人马,也随武汉前线战局的转移,先后陆续来到重庆。初先他们在外面各找地方住下,只有塔斯社的罗果夫在枣子岚垭单独租了一幢石头小院作为他们的固定办事地点。海通和路透、合众、哈瓦斯几家虽各有各的活动方式,但每到星期五下午,由国际宣传处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大家都必去参加,也常有见面闲聊的机会,彼此的生活动态和某些无需保密的消息,还是大体知道的。

        11月前线战局日益恶化,从战区和香港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逐渐增多。国际宣传处为了它本身工作需要和接待外国记者的食宿安排,由董显光亲自出面商请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用所谓私人捐赠方式拨出一笔不大的款子,在两路口巴中校园内国宣处临近草坪上包工盖起一座长方型一楼一底附加厨房、餐厅的简易楼房,另外还搭起两排草棚,作为安顿国宣处洋员和常驻外国记者自费食宿和办公的地点。国宣处洋员丁普莱、武道,路透社的赵敏恒,合众社的王公达、费思尔,美联社的慕沙,在美国报刊投稿换取稿费收入的爱泼斯坦,德新社的沈克、姜本恭等最先进入国宣处这幢外籍记者招待所。哈瓦斯社的潘少昂本人一直住在外面,办公地点设在招待所草棚。海通社又在两路口另外租到一幢办公楼,初先并未迁入招待所,后因“五三”、“五四”大轰炸,海通社两路口办公楼全被炸毁才搬进去的。陈云阁住在合众社右侧一间楼房里,办公、印刷、发稿都在招待所附属草棚,抄报台设在巴中校园隔壁中英庚款董事会空房内继续发稿。

        当时日本敌机空袭频繁,但国宣处及其招待所的新闻活动并未中断,人员也无伤亡。陆续从香港来渝的外籍马彬稣和先在国宣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转入美国《时代周刊》充当通讯员的白修德;以英国《每日快报》记者身份到过太平洋战区缅、印战场,又来过重庆的贝切特;几次从重庆去延安访问毛主席,发表过他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英明论断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由宋庆龄介绍到过延安和陕北根据地写过《西行漫记》的斯诺;在美国陈纳德志愿航空队当过副官兼记者的艾尔索普•赖特;在上海与鲁迅打过交道,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到过江西苏区,报道过西安事变真相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知名记者史沫特莱等人,都在这段期间先后在重庆作过短暂逗留。他们来过国宣处招待所参加过新闻发布会,和部分新闻官员与外籍记者有过接触,建立起工作联系。此外还有一些早已忘名的外籍记者,作为匆匆访客到过这里。至于住在外面的塔斯社代表罗果夫和《新华日报》搞外事联系的章汉夫,更是常来招待所访友聊天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常客。合众社的王公达与专为美国报刊写通讯并利用这些时机为他们自己搜集写书资料的爱泼斯坦、白修德等人都成了罗、章二夫(指罗果夫、章汉夫)交往较密的朋友。大家对爱、白二人都不直呼其名而以Ep和Tedy的绰号代之。他们对王公达也不拘行迹,常以Georgi(王公达的英文名字)呼之,对赵敏恒称Tomi,对姜本恭称Peter,对陈云阁称Y.K。这样一来,当时的国宣处及其新闻招待所确实成了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新闻活动中心。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一、它是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中心,同国民党军政各方的领导机构,特别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都有直接联系。又有一个比较精干齐全,熟悉对外宣传业务的工作班子,便于为外国记者接洽服务,对外国记者所急需了解的参考资料,经过他们的搜集整理译制,多能及时提供参考。

        二、它的位置适中。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大都设在曾家岩、上清寺、大溪沟、牛角沱、两路口、观音岩至领事巷一带,盟军代表、外国使节和有对外联系的学术团体,也都在这一地区设有办事地点或活动场所。而且中国官方新闻总机构中央通讯社及其上级指挥中心——中宣部,中共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及其喉舌——《新华日报》营业部都在这一地区之内,相距不远,便于这些外国记者各自走访联系,印证消息。

        三、它在巴中校园内有比较坚固的防空设旋,便于记者躲避空袭。邮电局既近,新闻电讯的检查工作也全由国宣处指定专人在办,他们送检、发电、寄邮均极称便。招待所的食、宿收费比较公道,又可按定价记账分期结算。住房清洁,卫生有人打扫,水电供应无缺,因之人人称便,乐于在此寄居活动。国宣处担负联络责任的季泽晋科长和管生活事务的总务科长陈耀祖对为大家服务也极热心。不仅常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和报刊特约通讯员不想离开这个活动园地,就是临时过境新闻访客也留有较好印象。这都是值得今天还活着的极少知情者追忆的。

        更值得记述的是,国宣处每星期五午后2至5时一定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一般称为PresS ConFerenes。每到此时,不论常驻重庆或临时过境的外国记者,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国宣处会议厅,等待最高统帅部指派的军事发言人和其他部会的预约汇报。新闻发布会通常是由国宣处长曾虚白先作简单介绍,然后分别邀请军事发言人和其他部会代表先就预约题目来讲,之后就记者的提问分别作答。充当军事发言人的有好几位将级军官,其中历时较久的是日本士官校出身的吴某(忘其名),较受欢迎的是曾在德国陆大学习回来的徐培根,多次代表行政院部会出来发言的是会说英语、深受孔祥熙信任又较活跃的行政院秘书陈秉章和张平群。他们的谈话内容,大都涉及财经和民食问题,外交问题则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来解答。孔祥熙和吴国祯虽也来过巴中校园与外籍记者见过面,但非专为谈论财经和外交问题而来。如有特殊问题提出,只要经过国宣处事先代为联系,也可望分别约谈。

        国宣处两个主要负责人——董显光和曾虚白都住在巴中校园内,对整个国际宣传,特别是对英、美方面的宣传抓得紧,用力也较多。对常驻和临时来访的外籍记者,接待态度比较随和,官气较少,凡属新闻业务方面的正当要求,一般都能理解并予以适当协助。在他们领导下专搞外事联络的季泽晋科长及其助手们的服务态度也较好,对真正需要陪伴出访的个别记者,有时还可派人相助。季泽晋本人又是新闻发布会的口译者,他的口语声调虽不如广播科长彭乐善和编撰科长沈剑虹流畅中听,但极为慎重认真,颇有教授讲课派头,外国记者都用有风趣的季教授的美称呼之。如季不在,有时就由沈剑虹出来翻泽。如遇显要光临或特殊记者到会来访,董显光本人也要出面周旋,和大家一起用英语欢叙的。那时凡是到重庆参加过新闻发布会的外国记者大都留有半身照片,国宣处摄影科还为这些访客照片加工放大,用木框装好,挂在新闻会议厅墙壁上以示宣扬。在我现有记忆中,这样的装帧至少也有二十来幅,这对外国记者,无疑会起到对华好感的作用。

        当时国宣处工作人员和外国记者与英、美两国驻渝新闻处之间常有联系。我还记得,英、美两国新闻处,一在“礼园”(即现鹅岭公园)英大使住过的别致房子,一在两路口美领事馆内,各自举办过新闻联欢会,邀有大批中外官员和知名记者参加。我们常驻国宣处招待所的,为了结识新闻人物和猎取各自需要的消息与新闻线索,全都去了。随后因撰写《欧洲内幕》而名噪一时的约翰•根室为要搜集宫廷秘闻再写《亚洲内幕》,和侨居美国专写讽刺杂文的幽默大师林语堂,以及为视察各自主管的新闻通讯业务,来到重庆的合众社总经理摩里斯,路透社总经理钱塞劳先后来访,都参加过新闻发布会,受到国宣处主要负责人董显光、曾虚白的优异接待。路透社常驻记者赵敏恒为在新闻业务上和钱塞劳闹过意见而退出路透社另谋出路。其后我本人也是为采写国共两党矛盾内幕和与海通社重庆负责人意见不合才自动请假离职的。我离开巴中校园不到一月,中德断交,海通社也被迫关门撤走,中国对日抗战的胜利在望,我与重庆外国记者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原载《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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