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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化 与 归 化

―――略论秦王朝治域下的巴蜀

刘 力1王 小 华2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2015-12-24     【字号 打印 关闭

       

       早在先秦,巴蜀与中原商周王朝就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不仅甲骨文中有商王武丁及其夫人妇好征伐巴方之记载,[1]199而且史书亦载有巴蜀参与武王伐纣,“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2]2。且“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2]2。然终因地处偏远,故巴蜀在其时始终属于“外夷狄”之列,“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封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2]27这一状况在随后秦统一大业推进过程中得到改变。

      

       一、秦统一霸业视域下对巴蜀的认知

      

       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展开,西戎之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大增,逐渐呈现出统一六合之势。在秦与楚角逐以推进其统一霸业的过程中,巴蜀因其战略地位和富有的物产尤为秦所重视。

      

       秦惠王更元八年( 公元前 317 年) ,巴、蜀相逐,巴遂向秦请兵伐蜀。秦惠王拟欲发兵于蜀,然又恐其“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意欲先伐韩,后伐蜀,又“恐不利”,一时间“犹豫未能决”。[3]2281遂交由张仪、司马错论之。立足于统一霸业的推进,在秦君臣内部引发了一场是先行“南下”巴蜀亦或“东进”伐韩擒周的战略争论。[4]张仪认为,蜀不过“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故主张先行东进伐韩,认为这样可以尽早实现“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的“王业”。[3]2282司马错则认为,巴蜀不仅在物产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而且就战略地位而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29,故主张先行伐蜀。在司马错看来,先行南下控制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为此,他向秦惠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务富其民; 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 取其财足以富民; 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3]《张仪列传》,2283司马错分析比较秦在其时“南下”占据巴蜀与“东进”伐韩擒周的利弊。认为首先南下占据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还可避免诸侯警觉,“诸侯不以为贪”。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南下”巴蜀可谓“一举而名实两附”。司马错的主张得到秦王认可,“惠王曰: ‘善! 寡人请听子。’”[3]《张仪列传》,2284秦遂借巴人所请之机,起兵伐蜀。当年十月即定蜀,更蜀王号为侯,并派陈庄相蜀。次年,“( 张) 仪贪巴道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2]3,秦又一鼓作气吞并巴国。秦在据有巴蜀之后,遣张仪游说楚背齐亲秦,以期破坏苏秦所倡导的东方诸国合纵抗秦之策。在向楚怀王的进谏过程中,张仪着重阐发了已为秦所有的西南巴蜀对楚国的战略威胁: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3]《张仪列传》,2290张仪此番游说,一方面是一种认同,即认可了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一种实力上的宣告与彰显,是“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后,轻诸侯”[3]《张仪列传》,2284。

      

       其后的历史进程果如张仪所言。在据有巴蜀之后,秦以之为后方战略根据地,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之属地。公元前 308 年( 秦武王三年) ,在楚国夺取黔中郡不久,秦国就一次令“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2]29。公元前 280 年(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 ,“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3]《秦本纪》,213。公元前 277 年( 秦昭襄王三十年) ,“蜀守( 张) 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3]《秦本纪》,213。在蜀郡守张若奉命伐楚的过程中,张若仅以巴蜀的兵力就攻下了楚的巫郡、黔中之地,并设立秦的黔中郡。到秦王嬴政统治时期,巴蜀已经成为秦稳固的大后方,有力支持了秦统一霸业的实现。巴蜀在秦统一霸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早为人们所认知。宋人郭允蹈就在其所著《蜀鉴》一书中总结了巴蜀对于秦“一天下”的重要的战略作用: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5]1秦着力于对巴蜀的争夺,占据,近人徐中舒先生认为其乃势所必然:秦因与楚争天下,所以必须夺取巴、蜀和汉中,进而夺取黔中、巫郡,占据楚的大后方,居高屋建瓴之势,对楚国形成严重的后翼包抄。[6]216随后,更有学者从秦东进以期实现统一霸业的整体进程予以分析,认为夺取巴蜀是秦实现统一霸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战略阶段与战略目标:

      

       秦东进态势大抵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后实力增强的秦人在东向正面向以魏国为主的三晋发动进攻,旨在夺取河西地、攻占函谷关,以取得完整的对东方有利形势; 第二阶段,主要是秦惠王时期,秦人由于东进乏力,而其在东方又占据了有利形势而闭守有余,从而开始了南进争夺巴蜀; 其三则是秦昭襄王到秦王政时期,秦人由于获得了巴蜀地缘纵深与对楚的有利态势而迫使楚人一再东移进而全面展开对东方诸侯的吞并战争。[7]上述学人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在秦统一霸业的过程中对于巴蜀的倚重,也从另一层面论证了西南巴蜀在秦统一霸业的推进以及最终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作用。

      

       二、秦王朝对巴蜀的治理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在全国的统治虽然只有 15 年( 前 221 - 前 206) ,然伴随其从僻居西隅的一个诸侯国至统一大帝国,秦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却长达 110 年( 前 316 - 前 206) 之久。在此百年间的前四十年,秦对于巴蜀的统治主要是围绕着其谋求统一霸业的军事需要而展开的,充分依凭、巩固巴蜀的战略地位; 其后的七十年,则更多的是围绕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对巴蜀进行治理与更化,从而使得巴蜀最终成为秦王朝较为稳固的大后方。

      

       首先,实行开土列郡,将巴蜀纳入秦王朝“中央―地方”的行政格局之内。秦灭巴蜀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巴蜀不同的社会状况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将郡县制实施于巴,“周赧王元年( 前 314 年) ,置巴郡”[2]29,另一方面却又在蜀地保留对其君长的封位,三封蜀王后裔为蜀侯以统治蜀国故地。之所以如此,有学者以为此乃其时蜀地还存在诸多大姓,他们的势力强大,利用这一方便的权力系统比较切合实际。[8]318此后,随着秦在蜀地统治的渐趋稳固,加之三个蜀侯先后叛秦而被诛杀,秦遂于蜀地亦设置郡县,后“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2]30,此约为周赧王三十年( 公元前 285 年) 。

      

       秦在巴蜀故地共设置了巴、汉中、蜀三郡。较之于先前邦国分封的世袭,实行郡县制后的巴蜀郡守均由秦王直接任命,对秦王负责。与此同时,秦还在巴蜀之地仿照咸阳修筑城池,构筑营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蜀郡,置有成都、郫县等城。“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休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2]29在巴郡,筑有“江州”城,“其中心在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上至小什字之间”[9]。这些“与咸阳同制”城池的修筑,使之既是统治者居住、统治的中心,又是工商业荟萃的繁华闹市,更是控制巴蜀广大地域的军事重镇。郡县制的施行,不仅加强了秦政权在巴蜀之地的统治,且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亦有助于巴蜀民众对于秦政权的归化与认同。

      

       其次,实施“世尚秦女”“爵比不更”的政治恩宠与赋税从轻的经济优待之策。在依据武力占据巴蜀之后,为了充分利用并发挥该地的战略地位,秦在该地实行较为优厚的政治经济政策,以示优宠。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此处,秦对于“君长”的巴贵族保留了其对本族的相当支配权,并给予“世尚秦女”的恩宠。而对于巴地民众,则是统一享有“爵比不更”的优待,“不更”为秦二十级爵中的第四级,巴民统一享有且可以以之抵罪,这较之于其他区域的民众而言,无疑更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除却“世尚秦女”“爵比不更”此类政治上的优待,秦对巴还施予经济赋税方面的优厚政策。对于巴人头目,每年平均出赋二千六百一十六个“半两”钱,而巴民户则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依照云梦秦简《金布律》可知,八尺为一“布”,八丈二尺为十又四分之一布,而“钱十一当一布”,共折合钱一百一十三个。而关中居民则是“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比较之下,巴人每岁要少缴纳八十七个钱。此外,巴人每岁交三十镞鸡羽,也就是缴纳三十支夹于箭杆尾端的野鸡翎,这对于以渔猎为主的巴人并非难事。[10]109此外,在秦人与巴人关系纠纷的处理上,更是明显的给予巴人以偏袒,“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以钟”[2]4。这是秦在巴地推行的羁縻政策,旨在保持该地区的稳定。

      

       其三,加强对巴蜀之地的水利建设,注重经济开发,缩小与中原间的差距。除了实施政治恩宠、刑罚从轻、赋税从轻的这些优待外,秦政权还注重对巴蜀的开发。早在秦昭王时期,任命李冰为蜀守,从而拉开了开发巴蜀的序幕。“( 李) 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 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30秦对于巴蜀的开发,不仅缩短了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而且“随着秦对西南边地的开拓,巴蜀内地经济对周围边地的影响空前强烈,开始孕育以成都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11]245。而巴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更加巩固了其作为秦统一霸业战略后方的地位,同时也紧密了巴蜀民众与中原民众的联系。

      

       其四,通过移民加强巴蜀与中原的融合,进而推动巴蜀民众对于秦政权的认同。秦入主巴蜀后,为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对巴蜀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长达百余年的移民运动,将大量中原民众、豪户、罪犯等强行迁徙至巴蜀。

      

       周赧王元年( 前 314) ,随着秦先后灭蜀、巴,遂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2]29。在秦吞并六国后,始皇将一大批富商大贾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迁到南阳、巴蜀等边远之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2]32。“( 蜀) 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2]35此外,“诸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3]《吕不韦列传》2512。吕不韦因与叛乱有牵连,秦王政赐吕不韦书曰: “其与家属徙处蜀。”[3]吕不韦列传》2513吕不韦为秦相国,其门下“士至食客三千人”,“食客”“舍人”等一大批文化人,应在迁徙之列。

      

       秦王朝实施的这些移民尽管很大程度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开启了秦帝国对西南巴蜀的开发序幕,同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巴蜀民众的构成,有助于巴蜀与中原的融合与同化,推动着巴蜀民众对秦政权的归化与认同。

      

       三、巴蜀民众对秦政权的认同

      

       随着秦政权对巴蜀的大力开发与治理,巴蜀得以快速发展,这不仅缩短了西南巴蜀与中原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同时也推动着巴蜀民众对以秦政权为政治象征的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帝国认同。其一,巴蜀“夷人安之”。

      

       自秦在巴蜀分置郡县,从而将先秦独立的巴、蜀方国纳入秦中央集权的行政序列之中。这不仅加强了巴蜀与秦中央政权的联系,也促使巴蜀民众对中央集权政权的归顺与认同。前已述及,秦灭蜀、巴之初,也曾继续三封蜀王后裔为蜀侯统治故地,然三个蜀侯均因叛秦被先后诛杀,此后秦方于设置郡县,“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2]30。几任蜀侯的相继反叛说明在秦初入巴蜀之时,其地民心并非心甘情愿的臣服。此后,秦加大对巴蜀的开发以及给予“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的优惠政策,甚至是“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以钟”的偏袒。不仅如此,李冰在治蜀的过程中,为了加强与当地的融合,曾建有三祠―――渎山祠、江水祠( 江渎庙) 、望帝祠以祭祀蜀神。李冰如此举措,一方面是欲以之说明他与蜀神有着特殊关系,以之获得蜀人的认同与支撑。另一方面,李冰代表着秦王朝,作为一个外来统治者,是秦国势力统治蜀土、秦文化统治蜀文化的代表。但是其通过大祭蜀神,使蜀人意识到李冰已经接受了蜀文化,这样,由秦国派来的统治者,就转变成了蜀地民众认同的首领。

      

       秦的这些羁縻之策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在实施上述政策之后,史载“夷人安之”[2]4,“置守张若而定黔中,继用李冰尔始平水患,蜀自是安宁”。“安之”,“安宁”不仅是巴蜀社会秩序的安定,更是巴蜀民众对秦中央政权归顺与认同的写照。

      

       秦末战乱,原东方六国再次烽烟四起,社会秩序大乱。而唯有原秦国腹地关中、汉中和巴蜀却较为安定平和,既没有爆发反秦的农民起义,更没有出现守将郡守们的叛乱倒戈。对此,有学者指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 “百姓在心理上形成对故国的认同,不易滋生反叛意识。因为这里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没有打乱,所以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战争七年之久的动乱里成为最稳定的地方也最容易统治的地方。”[4]

      

       其二,巴蜀“染秦化”。秦政权在巴蜀采取的诸多措施,尤其是直接迁入大量移民,这不仅极大的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巴蜀文化与西戎之秦所带来的中原文化的融合。在此进程中,以秦为政治象征的华夏语言、文字系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逐渐对巴蜀产生极大的影响,巴蜀民众不仅在日常生活,甚或在文化习俗上都渐趋“染秦化”:

      

       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杰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祭奠而羊豚牺牲,赠兼加,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2]32 -33“染秦化”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由隐形到显性的潜移默化的结果。这种日常习惯的改变乃至风尚的变化较之于政治上的认同,社会秩序的“安之”而言,是一种更为深层次的改变与接纳。这种“染秦化”不仅增进了巴蜀民众与中原华夏族群在心里上的亲密度,而且也加剧了彼此间的趋同乃至认同。

      

       其三,巴蜀族群身份的华夏化。随着“华夷之辨”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把分布在中原周边的民族或族群视为“外诸夏”的蛮夷戎狄。在这一视域下,僻处西南的巴、蜀即为西南夷。这种划分,除了文化优劣的区分外,也包含着情感心理上的排斥。与此划分相对应的是,被视为“外诸夏”的巴蜀有着异于中原文化的悠久而独立的文化始源。其渊源甚至“肇于人皇,也殊未可知”[12]。在战国晚期秦灭蜀以前,巴蜀文化虽与楚文化和秦文化乃至中原文化有密切交流,但主要依旧是具有巴蜀本土特色的独立发展。直至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巴和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一员。从此才不再被视为西南夷。”[13]与文化上的演变相应,巴蜀的身份亦在发生蜕变。一方面,巴蜀的祖先变成了黄帝后裔―――昌意与颛顼,从而在祖源上将巴蜀与华夏列入统一的黄帝祖源序列; 另一方面,“西南夷”的范畴变为“巴、蜀西南外蛮夷”,根据“内诸夏而外蛮夷”的传统观点,“巴、蜀自然是相对‘外蛮夷’―――西南夷的‘内诸夏’,被视为华夏文明在西南地区的代表。”

      

       14]对“大一统”思想文化的接受及其祖源传说的改变,使巴蜀由蛮夷蜕变为华夏,这一方面显现了以秦帝国为政治象征的中原文化对于巴蜀的接纳,另一方面也显现了巴蜀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对于中原文化载体的秦帝国的认同,这是较之于政治上的归顺更为深层次的情感心理认同要之,随着秦帝国的建立,巴蜀被纳入秦专制集权体系的“中央”和“地方”的格局之内。随着这一格局的完备与强化,处在帝国西南边陲的巴蜀民众,不仅“渐渐觉察到‘天高皇帝近’统治秩序的存在”,而且“与遥远的君王及中央朝廷有了上下一体的感觉”。[15]316 -317这种“上下一体”是一种归顺,也是一种认同。

      

       [参 考 文 献]

       [1]段渝. 四川通史( 第一册)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2][晋]常璩. 华阳国志[M]. 济南: 齐鲁书社,2012.

       [3][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4]孟祥才. 论巴蜀在秦汉统一大业中的作用[J]. 三峡学刊( 四川三峡学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4,( 2 -3) .

       [5][宋]郭允蹈. 蜀鉴[M]. 转引自罗开玉. 秦汉三国[M]. 四川通史( 卷二)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6]徐中舒. 论巴蜀文化. 古代楚蜀关系[M].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萧映朝. 战国、秦汉之际巴蜀地区地缘意义述论[J]. 国学园地,总第 446 期.

       [8]孙华. 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

       [9]琦看. 古代的重庆[J]. 重庆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 ,1982,( 1) .

       [10]管维良. 巴族史[M]. 成都: 天地出版社,1996.

       [11]罗开玉. 秦汉三国[M].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 四川通史( 卷二)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12]李学勤. 蜀文化神秘面纱的揭开[J]. 寻根,1997,( 5) .

       [13]段渝. 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J]. 思想战线,2013,( 6) .

       [14]张勇.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J]. 史学理论研究,2012,( 1) .

       [15]雷戈. 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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